子贡经商致富

孔子一生收徒三千,行不言之教,教育出七十二贤人。其中“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这几个人是最卓著的。孔子在这里列出了各科成绩最优秀的几个人,其中认为子贡在言语方面最优异,其实子贡在从政方面也很有才能,而且是孔子弟子中唯一一个经商的。
 
子贡是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在孔子三十一岁时投身孔子门下,是孔子的得意门生。
 
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能言善辩,口才极佳,因此在言语科的学习上业绩最优异。在孔子时代,外交对答的辞令主要取自于《诗经》,因此《诗经》是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材,孔子曾说:“不学《诗经》,无以言。”因此孔子要求学子们深刻理解《诗经》的本来含义,以致可以融会贯通,在外交活动中可以顺手拈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需要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在孔子的众弟子中,子贡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子贡曾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针对孔子的提问回答问题。孔子对他的回答非常肯定,认为虽然是断章取义,却恰到好处。孔子和子贡经常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这也锻炼了子贡的口才。
 
除了在言语方面,子贡在从政方面,表现也同样突出,绝不输于在因政事出色而闻名的子路、冉求等人。孔子认为子贡通达事理,对于从政者而言,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做到从高处俯视全局,而不至于被细枝末节迷惑。
 
子贡的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非凡的口才,使他在外交活动中可以得心应手。他的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是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这次出使中,子贡利用自己卓越的口才,提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主张,通过利害分析,让四国国君深信不疑,并采纳他的建议,从而圆满完成任务。
 
其实,除了在学业和政事方面,子贡在商业方面极有天分,他总能看准商机,囤积货物,贱买贵卖,终于累积了万贯家财,是孔子的弟子中最富有的。因此孔子对子贡有“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的评价,意思是说子贡很不安分,总能准确把握时常行情,囤积投机,从中获利。
 
子贡经商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能准确地预测商情。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从这条消息中发掘出了商机,他经过分析认为,吴国远征齐国,旷日持久,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一来,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棉,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此时,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倍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他们抢购一空,子贡也因此大大发了一笔战争财。
 
在经商时,子贡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子贡能够家累千金,正是他在经商中坚持仁义,追求德业的结果。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曾极力表彰这位商业巨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把他列为富翁排行榜的第二名。子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儒商,被誉为商业鼻祖,是商人顶礼膜拜的圣人。由于其复姓端木,“端木生涯”就成了商业的别称。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成就卓越,因此声名鹊起,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当年子贡“常相鲁、卫”,经常参加外事活动,各国把他奉为上宾,地位显赫,他本人又长于辞令,能言善变,出使过程中,肯定少不了替自己老师的理论和主张做宣传。虽然当时孔子的主张并不为各国所接受,但是他们还是要给子贡面子,因此多少也会听听。这样一来,孔子的学说便得到了推广。由此可见,孔子能够名满天下,儒学能够成为显学,子贡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尽管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表现卓越,但他一直保持着尊师重道的良好品德,非常谦虚。子贡的成绩有目共睹,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孔子。鲁国大夫曾公开说,子贡的才能高于孔子。子贡听到这种说法后,以宫墙做比,谦逊地说,自己的学问就好比被矮墙围着的房屋,人们可以轻易地看见,而孔子的学问就好像被数丈的高墙围起来的景观,不找到门然后进入是看不见的。因为很少有人能找到那道门,因此别人才有这样的误解。
 
孔子自己也曾问过子贡,他与颜回谁更优秀。颜回德行高尚,但是政事和谋生方面都不及子贡,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且也不像子贡那样可以广泛传播孔子的学说,这些是人所公认的,可孔子却要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依旧很谦逊,回答说,自己比不上颜回,颜回可以“闻一知十”,而自己只能“闻一知二”。
 
传说孔子病危时,子贡没能赶回。子贡觉得很内疚、难过,孔子去世后,别的弟子守墓三年离开,他则又守了三年,也就是替孔子守了六年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