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问题一直是中原国家非常头疼的难题，汉朝自开国以来就和匈奴作战无数，汉武帝时期，两方对抗更是激烈。连年出征已经让汉朝的国库日渐空虚，国家经济入不敷出。汉武帝迫切想增加国家收入，可是又不能向老百姓施压，愁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时候，桑弘羊向武帝请命，说他有办法帮国家渡过难关，还能支付军队开支。汉武帝非常高兴，急忙问桑弘羊有什么好办法。

 

桑弘羊十分有经济头脑，他家世代经商，是洛阳城里最富有的人家，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生财之道。虽然家中富裕，桑弘羊却没有继承家业，而是选择了当官，十三岁的时候，他被选为侍中进宫，随侍在汉武帝身边。他告诉汉武帝，民间有很多赚钱的生意，比如盐和铁。

 

汉朝开国以来，煮盐和冶铁都掌握在地方富商手里。盐和铁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地垄断了全国的盐铁买卖，也积累了数不清的财富。桑弘羊建议汉武帝把盐铁买卖改为国家专营，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控制地方富豪的势力，还能让国家的财政收入飞速上涨。汉武帝批准了这一改革，还把桑弘羊提拔了好几级官职，最后，桑弘羊以御史大夫的身份掌握全国经济的发展。

 

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即位。武帝临终前嘱托霍光和桑弘羊协助幼主管理朝政。霍光和桑弘羊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差异，霍光推崇儒家思想，主张仁政；桑弘羊则推崇法家思想，因而两人在武帝时期就各自立派，水火不容。而此时，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已经实行了许久，这期间霍光几次提出停止盐铁专卖，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让他和桑弘羊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严峻。

 

两个人争执了很长时间也没能达成共识，霍光干脆请来很多贤良文士，和桑弘羊那一派人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盐铁问题。这就是盐铁会议。

 

在召开会议之前，霍光派出几位大臣走访民间，一方面寻找贤良之士，一方面调查百姓生活水平，希望掌握更多有利的证据来证明盐铁专卖的弊端。

 

公元前81年，从全国挑选出来的贤良文士来到长安，盐铁会议正式开始。贤良文士认为盐铁专卖会导致百姓生活困难，而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坚决反对废除盐铁专卖，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贤良文士提出，在盐铁专卖的过程中，有些官吏为了中饱私囊，故意抬高价格，或者降低质量，借此敛财，受害最深的一方当然是百姓。有些官商的盐吃起来有苦味，百姓不愿购买，只好顿顿清汤灌水；铁器的价格贵，做成的刀具却连野草都很难割断，农民不得已只好用手把野草扯掉。种种情况表明，盐铁专卖实际上是纵容官府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应该停止盐铁等其他由国家管制的生产事业，让百姓来接管，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

 

桑弘羊却认为，要想国家收入能够提高，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否则王朝会逐渐衰退，外敌入侵时也没有反击的能力。

 

除了讨论盐铁，双方还针对当时的国家形势进行了辩论。首先是匈奴问题，对待匈奴究竟是该求和还是用武力镇压。贤良文士的意见是，求和比打仗要好，战争劳民伤财，不如采取和匈奴和亲的方式来缓解两国之间的关系，用仁义情礼来感化他们。同时还要解除边塞城镇重兵把守的局面，真正做到与民休息。桑弘羊一派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匈奴生性蛮横不讲理，和亲只能保证一时，不能完全让匈奴归顺，严厉打击是保证汉朝安危最好的办法。

 

在选择治理国家方式上，两方的意见也不统一。贤良文士提出，汉武帝末期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必须采取缓和安抚的政策来平息百姓的怨气，以德治国，以仁治国，先礼后兵，这才是英明的做法。桑弘羊一派则坚持主张以法治国，实行严格的刑罚手段，绝不给奸邪之人任何可乘之机。

 

霍光并没有参加盐铁会议，但他无疑是支持贤良文士一派。虽然双方争论激烈，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可以这么说，双方在思想上存在差异，但目的都是一样的。

 

盐铁会议结束后，汉昭帝没有全部废除盐铁官营，而是禁止了一部分盐铁专卖，改革的幅度虽然小，对减弱地主和富商势力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且对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缓和作用。盐铁会议之后，汉朝的经济慢慢地开始恢复，霍光推崇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得到了统治者的信任。

 

粗略看来，盐铁专卖确实会给国家带来很多好处，不但能增加国库收入，还可以打击地方强权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用武力镇压匈奴也不失为一个保证国家安定的好办法，但在汉朝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过分坚持这些政策只能让矛盾恶化，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混乱，使得百姓对朝廷失去信心。而贤良文士深知百姓疾苦，了解民间艰辛，所以他们推行的政策大多以缓和社会矛盾为主，对国家的管理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要清楚一点，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盲目地施行一种政策同样会对国家造成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