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宋神宗统治时期,封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大规模地实施变法。作为守旧派的中坚力量,司马光上书指出“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此,司马光还曾与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争论不休。当时,神宗变法的意志还很坚定,司马光却总是给他泼冷水,结果触怒了龙颜。随后,司马光主动请求调离京城,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
 
早在神宗的父亲英宗在位时,司马光就开始编撰《资治通鉴》,当时这本传世巨著还叫《通志》。后来,英宗看到了《通志》的前八卷,对司马光大加赞赏,专门为司马光设立了书局,向他提供人力和资金帮助,支持他继续往下写。神宗登基以后,将此书赐名为《资治通鉴》,因为他认为此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不仅如此,神宗还亲自为此书作序。司马光到洛阳任职时,将整个书局都一起带到了洛阳,并在洛阳继续编撰《资治通鉴》。
 
司马光祖籍山西,他的父亲司马池为人宽厚,为官清正廉明,官拜四品,还曾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司马池在河南光州担任光山县令时,他的夫人为他诞下一子。司马池非常高兴,遂以当地的地名为儿子命名,叫儿子做司马光。司马光自幼喜欢读书,时常读到废寝忘食。他小小年纪就对历史十分感兴趣,生平最喜欢的书就是《左氏春秋》。
 
司马池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司马光天资聪颖,再加上父亲的严格教导,让他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至今,在当时更使得他享誉京城内外。
 
清代名臣陈宏谋曾称赞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司马光从小就懂得了诚实守信的重要性,这同样源自父亲的教导。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想要剥核桃,但他自己并不会剥,便叫一名女佣帮自己剥。剥好之后,他骗姐姐说,核桃是他自己剥的。父亲知道真相后,斥责他说:“小小年纪就敢这样说谎骗人!”司马光终生铭记这件事,从此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谎话。
 
后来有一次,司马光吩咐管家将家中的一匹马卖掉。这匹马有肺病,一到夏天就会犯病,但在其余的季节却完全看不出来。司马光叮嘱管家,在买卖成交前,一定要先将此马有病的情况向买家言明。司马光说:“这匹马能卖多少钱其实无所谓,但是我们一定要诚实守信,决不能为了钱财而坏了自己的信用,否则就损失惨重了。” 
 

宁州帖卷 北宋 司马光
 
司马光为官极为清廉,仁宗在位时,曾打算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结果竟遭到了他的拒绝。他在洛阳编撰《资治通鉴》期间,生活十分拮据。其妻张氏过世时,他连为妻子治丧的钱都拿不出来。为了给妻子办一个体面的葬礼,他便将自己仅有的一些田地全都当掉了。此后,一位朋友见他年纪老迈,孤苦无依,便想送给他一名婢女,侍奉他的日常起居。这本是朋友的一番好意,但司马光却婉言谢绝了。

司马光是一名真正的君子,一生光明磊落,无愧于天地。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都无法从他的品行之中挑出半点瑕疵。即便是与他政见相左,针锋相对的王安石也不得不称赞他:“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君实”正是司马光的字。
 
司马光饱读诗书,才华出众,十九岁时便考取了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历程。有人说,司马光的一生总共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自然是编撰完成了《资治通鉴》。
 
在洛阳的十五年间,司马光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中。尽管书局里有很多助手从旁协助,儿子司马康也加入其中,帮他校对。然而,在具体的编撰过程中,司马光从不假手他人,《资治通鉴》的字字句句全是他的心血。后来,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他说自己已是“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为了完成此书,司马光历经漫长的十九年岁月,勤勤恳恳,呕心沥血。长期的辛劳把他的身体彻底压垮了,《资治通鉴》完成以后不到两年,司马光就病逝了。
 
《资治通鉴》全书共计三百余万字,分为二百九十四卷,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从战国初期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五代末期后周世宗柴荣征战淮南,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资治通鉴》总共描述了十六个朝代的历史,详近略远。全书有四成内容都在描述隋唐五代的历史,其中唐朝占据的篇幅最多,占据了全书的八十一卷。司马光对于盛世的描写尤其详尽,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等都成为他描述的重点。他总是喜欢在陈述完史事以后,再加上相关的评论。这些评论大部分都出自他的手,以“臣光曰”开头,其余的评论则出自各个名家之手,使《资治通鉴》成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不朽名著。
 
《资治通鉴》堪称中国古代君主的教科书,纵观我国的古代史,也就只有司马迁的传世巨著《史记》能与之媲美,司马光因此和前辈司马迁并称为“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曾说过:“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除了编撰《资治通鉴》以外,司马光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北宋朝中改革派的先驱,司马光却是保守派的中流砥柱。两人在政治上有着极大的分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忠奸之分。事实上,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对北宋朝廷忠心耿耿,他们所做的一切皆是出于为国为民的真心。
 
当时的北宋内忧外患,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王安石认为只有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实现国富兵强,而司马光则认为这样的改革措施太过激进,只怕过犹不及,因此他主张循序渐进地进行各项整顿。尽管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有些保守,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显然比王安石雷厉风行的大变革更具有可行性。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斗争完全是君子之争。在斗争的前期,王安石率领的改革派占据了上风。司马光被迫离京,远走洛阳。然而,司马光并未因此记恨王安石,当时曾经有人劝说司马光上书诋毁王安石,结果遭到了司马光的严词拒绝。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是政治上的敌人,却又惺惺相惜。
 
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返回京城,主持朝政。然而《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早已耗光了他毕生的精力,年老体衰的司马光执政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了。京城百姓为之失声痛哭,数万人赶来参加他的葬礼。哲宗命人将其风光大葬,赠其谥号“文正”,并在其墓碑上亲笔书写了“忠清粹德之碑”六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