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

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后来又是依靠武力夺取了天下。他建立北宋,登基为帝之后,担心朝中的武将会效仿他,发动叛乱,威胁到北宋的统治,便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不断压制朝中的武官,同时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为了让官员们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北宋设立了很多职能重叠的政府机构,再加上科举考试的规模不断扩大,录取人数激增,最终导致政府官员人数过多,造成了“冗官”现象的出现。
 
与此同时,边境地区战争频发,政府连年征兵,军队人数逐年增加,战斗力反而逐年下降,“冗兵”现象就此出现。
 
自宋真宗开始,北宋的皇帝都比较软弱,不惜用岁币的方式逃避战争。政府每年向辽国输送的岁币,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要养活北宋数目庞大的官员和军队,同样需要支付庞大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冗费”也成了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自从元昊建立西夏以后,北宋的军费日渐膨胀。政府无奈,只能将负担转嫁给黎民百姓,施加在百姓身上的徭役赋税越来越重,不堪重负的百姓纷纷起来反抗。一时之间,北宋境内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政局陷入动荡。
 
当时在位的仁宗为了改变现状,稳定国内政局,便责令以范仲淹为首的朝中重臣实施改革。这一年,范仲淹已在宦海之中浮沉二十八载,对于北宋社会的弊端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一早就开始在心中酝酿着改革,现在终于找到了付诸实践的机会。
 
在收到仁宗的命令以后,范仲淹联合同僚富弼、韩琦,马上开始起草改革的方案,最后整理出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第一,要严格按照政绩决定官员的升降,废除先前仅以资历决定官员升降的不合理标准;第二,要严格限制每年通过关系入朝为官的世家子弟的人数;第三,改革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出真正有才干的读书人做官;第四,在委派地方官之前,一定要先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核,同时对各地现有的地方官的政绩进行考核,对政绩优秀者给予奖励,反之,对其实施相应的惩处;第五,严格按照官员的职位,分配相应数量的公田——公田是北宋官员的收入之一,不过各地的公田分配很不均匀;第六,重视农桑生产;第七,整治军备,农闲时节在京城及其周边地区招募男丁,辅佐正规军队保卫京师,寓兵于农;第八,中央的惠民政策一定要及时贯彻落实,如有拖延或违背者,严惩不贷;第九,为了取信于民,中央发布的法令一定要慎之又慎,绝不能朝令夕改;第十,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
 
以上十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将其呈献给仁宗以后,朝中重臣如欧阳修等纷纷表示赞同。仁宗采纳了其中的大部分改革意见,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新政。由于当时的年号是庆历,所以此次改革便被称为“庆历新政”。
 
为了保障新政顺利实施,范仲淹委派了很多按察使到各地去考察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一旦政绩不合格,就会马上被他从官员名册上除名。同僚富弼觉得这样的举动未免有些过头,便对范仲淹说:“你一挥笔,人家全家都要跟着痛哭!”范仲淹不为所动,他说:“那也比全州全县的百姓一起痛哭要好得多!”
 
在新政实施的前几个月,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朝中官员的人数减少,办事效率却得到了提升;大批腐败无能的官员纷纷落马,真正有才能的官员获得晋升;世家子弟难以再凭借关系进入朝堂为官;国家经济复苏,财政收入增加;各地兴建了很多学校;科举考试的题目开始偏重于实用性。百姓以及改革派的官员们都对新政的实施赞不绝口。
 
不过,朝中以夏竦为代表的大批保守派官员却对新政十分不满。他们不断给新政实施制造障碍,还将改革派的领袖欧阳修调到河东任职。新政实施的第二年夏天,夏竦等人直接诬陷改革派的中坚力量石介与富弼密谋造反。夏竦私下命人临摹石介的笔迹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十分大逆不道,甚至牵涉到了废帝,而收信人正是富弼。这封信被送到仁宗面前,仁宗半信半疑。朝中的大臣对此议论纷纷,一时间众说纷纭。保守派官员乘机散布流言,说范仲淹等人居心叵测,新政实施的背后不知隐藏着何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时国内外的时局已基本稳定,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事也已停止,双方正在和谈,国内的改革变得不那么紧迫了。于是,在顽固的保守派面前,原本信念坚定的仁宗开始动摇了。最终,庆历新政在轰轰烈烈地实施了一年多以后,以失败收场。仁宗下令将新政全部废除,改革派官员纷纷遭到贬黜,调离京城。
 
“庆历新政”最大的功臣范仲淹被调往邠州担任知州,这一年,范仲淹已是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了。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他先后被调往邓州、杭州、青州等地。在此期间,他写出了自己的传世名作《岳阳楼记》,其中的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颂千古。六十四岁那年,范仲淹被调往颍州任职,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范仲淹病逝的消息传到京城,仁宗皇帝十分悲痛,特意追封他为兵部尚书。
 
“庆历新政”的失败造就了范仲淹的凄凉晚景,追究其失败的原因,保守派对改革派官员的污蔑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庆历新政”的各项举措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当时范仲淹等人要对抗的不只是保守派官员,而是作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地主阶级,“庆历新政”的失败其实是一种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