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1898年6月,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就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阻挠下宣告失败。正因为如此,此次变法也被称为百日维新。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为即将到来的戊戌变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1895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公车上书失败后,又创办了《万国公报》,并创立了强学会和保国会等爱国组织,不断宣扬维新变法的思想。截止到1897年底,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了三十三个变法学会,十七所新式学堂,以及十九种报纸、杂志。等到了1898年,各地成立的学会、学堂以及报馆总数已经超过了三百个,这些都为戊戌变法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期已经得到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这些都为戊戌变法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阶级基础。
 
在戊戌变法开始之前,清政府内部真正的掌权者仍然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所谓的“亲政”不过是徒有虚名。年轻的光绪其实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皇帝,眼见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光绪皇帝也产生了变法图强的念头。
 
1898年6月,康有为写出了《请明定国是疏》,请在朝中为官的徐致靖呈献给光绪皇帝,恳请改变旧法,实施新政。6月11日,光绪颁布了《定国是诏》,以示开展变法的决心。戊戌变法就此拉开了帷幕。
 
6月16日,光绪皇帝亲自召见了康有为,与之商量此次变法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步骤。在此之前,康有为已经写成了《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篇以变法为题的文章。他在将这两篇文章上呈给光绪皇帝的同时,又将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著作一并呈上。光绪在阅读的过程中,选择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戊戌变法的效仿对象。为了方便变法的施行,光绪还任命康有为为章京行走,并启用了谭嗣同、杨锐等维新党人参与变法。
 
在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建议下,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先后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康有为主张裁减冗员;设立京卿学士,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允许地方官员和百姓上书;将上海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同时创办京师报馆;开放新闻自由;将每年的财政收支按月分类列名。
 
在经济方面,他主张以工业和商业立国,以达到富国养民的目的;重点鼓励创办民办企业;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立分局;大力发展农业;颁布制器和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全国各地开设工厂;在各个省份开设商务局和商会;开放八旗经商禁令,让八旗子弟自力更生;提倡实业;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在军事方面,主张学习西方的军队训练方法;遣散老弱残兵,压缩军饷开支,实施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布兴造枪炮特赏章程;兴建武备大学堂;取消武举考试中的弓箭、骑术、剑术等考试科目,用枪炮取而代之。
 
在教育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在各个省会城市设立高等学堂,在各郡城设立中等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并鼓励私人开办学堂;创办速成学堂,教授翻译、医学、农务、商学等课程;现有的书院、祠庙、义学和社学全部改为中学和西学课程兼备的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创立新型考试制度,考试科目包括历史、政治、时务和四书五经;创办译书局;颁布著书和发明给奖章程;向日本派出留学生,委派皇室成员到国外游历。
 
戊戌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将中国由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不过,在这段时期实施的新政尚未涉及到这一点。然而,由于新政代表着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它的各项规定并未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但还是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新政实施之初,慈禧太后便将光绪的老师,戊戌变法的支持者翁同稣驱逐出京,给了光绪皇帝一个下马威。同时,慈禧太后还将朝中的人事任免大权和京津两地的军政大权牢牢掌控在了自己手中,让光绪空有皇帝的虚名,却无多少实权。再加上新政颁布之后,各地的守旧派官员在执行的过程中敷衍了事,致使绝大多数新政措施都变成了纸上谈兵,收效甚微。
 
随着新政的不断推行,顽固派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强烈,维新派在朝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岌岌可危,就连身为一国之君的光绪皇帝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时有传言称慈禧太后将废除光绪,另立新帝。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光绪皇帝曾多次召见维新党人,秘密商量对付顽固派的计谋。在朝中无权无势的维新党人根本就提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建议,只好提议让光绪皇帝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起初信誓旦旦说会帮助他们,哪知事到临头,他竟突然倒戈,向将光绪和维新党人出卖给了慈禧太后。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随即被囚禁到瀛台。在此之后,慈禧太后开始“训政”,光明正大地把持了朝政。在囚禁了光绪帝的同时,慈禧太后又下令逮捕了大批维新党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匆忙逃到国外才避过了这一劫。
 
9月28日,维新党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和刘光第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在“六君子”中,尤以谭嗣同的名望最高。戊戌政变发生之初,谭嗣同不顾自己的安危,四处奔走想要营救光绪帝。营救计划失败后,梁启超一度邀请谭嗣同跟随自己一起去日本避难,日本使馆也向谭嗣同表示可以保护他,但是这两种提议都遭到了谭嗣同的拒绝。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入狱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句,并一直传颂至今。
 
戊戌政变过后,戊戌变法期间实施的所有新政措施全部被废除,只保留了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到9月21日以失败告终,总共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追究变法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一项就在于当时我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水平较低,其力量尚不足以与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相抗衡。具体说来,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根本就不具备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因而只能采取改良的办法;在变法的过程中,维新派没有与群众相结合,一味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这场缺乏群众基础的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更何况,在当时的环境下,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为此他们在变法的过程中不断给新政的实施制造障碍,可以说,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结果。
 
尽管戊戌变法最终迎来了失败的结局,但是它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因为它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主张都顺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戊戌变法又是一次成功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一方面对封建旧思想展开了批判,另外一方面又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思想。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要想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就必须要进行激烈地变革,这一点给我国当时的资产阶级带来很大的启发。